为何中国王朝大少数逃不掉300年沦亡的诅咒

  后世的大部分皇帝既没有秦始皇的精明手段,又没有他的统治精力,这样的话,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在皇帝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而且臣子们又不断中饱私囊的情况下,那么原先的“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向每个农民征税”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存在的现实,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这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

  怎样给土地兼并下一个定义呢?国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一定时期内国家的人口(生产力)也是一定的。国家通过丈量土地核实用于耕田的土地数量,通过人口普查户籍定制核实纳税人数。这样一来,国家每年从土地上收取的赋税也应该是一定的。当土地兼并开始的时候,这一套本来该是铁一般刚硬的制度很快就会发生质的变化。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土地产权逐渐向少数人手中转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阶级。地主们通过暴力侵占自耕农的农田,使这些原本自给自足的并且依法纳税的自耕农失去土地,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这些地主,变成佃农。成为佃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佃农所耕种生产的每一粒粮食全归地主所有,而地主只会给他们仅够维持生存的口粮,维持他们生存的目的也是使他们能够继续替地主打工种田。这样一来,我们的封建政府再也无法从这些原本勤劳耕作按时纳税的自耕农身上获取一毛钱的税了。他们由为封建帝国服务的公民变成地方豪强地主阶级的私人仆役。每当一个自耕农成了佃农,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这个地方的实际税收减少一分。税收每减少一分,就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降低了一分。所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名存实亡,“小农经济”变相成了类似于西方种植园主那样的“庄园经济”。这就是土地兼并。

  如果我们再理想化的假设一下,这些地主如果能按照国家的标准进行纳税,也就是说国家有足够的条件控制他们,牢牢掌握国家的资源,让那些佃农生产的资源合理地流向中央政府,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实和理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巨大差别。地方中那些侵占民田的豪强地主,他们有充足的利益和理由,与官绅勾结,蒙骗中央政府,虚瞒他们拥有的民田数量,谎报民间户籍,等于说把一部分国家的资源据为己有。他们自身的势力得到了扩张,那么就意味着中央的权力在不断得到削弱。土地兼并的越严重,中央的控制权就越弱小。当这种兼并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中央的权力彻底离心,中央政府的生存已经达到了要完全来依赖这些地主豪强的支持。那么这个时候,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土地兼并导致国家用来征税的农田越来越少,征税的农田少了意味着国家的税收减少。国家的税收减少意味着财政费用入不敷出,供养不起军队,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这样一来,一旦爆发战事,国家就会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国家不能镇压叛乱,那么这种动乱就会越来越大,大到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去提供解决的方案了。而那些拥有国家大部分土地,拿着大部分税收的地主豪强呢?他们只能算是投机者。他们拥有社会上的大部分资源,有能力也有义务去替国家分忧。但是他们往往会采取观望的态度。

  有利可图时,他们也许会帮助这个国家一把。如果他们觉得投资给国家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受益时,那他们就完完全全成了守财奴,坐视这个国家的存亡了。而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反叛者来说,他们期待着一场毁灭性的大动乱,期待着乱世过后的重新洗牌。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每一朝每一代从建立伊始到灭亡之秋,都在重复着一个相同的过程,那就是—: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发展到极限——天下大乱重新洗牌——建立新朝再一次土地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王朝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地主的争夺土地人口的斗争史。这样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不断重演,刚好形成了30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受中国的土地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影响(当然也有生产技术的影响),300年,即是土地兼并从开始到发展致极限的最大承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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